郎咸平清华演讲（1-2-3-4-5-6-7-8-9）（播放全部）（文字版）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都是给苹果扛活，咋差距这么大？
据说前段时间因醉酒后不慎把尚属机密的苹果第四代iPhone手机原型机遗弃在酒吧里的苹果软件工程师加里鲍威尔（Gray Powell）受媒体报道和公司的压力而几乎崩溃。不过，这小子看来因祸得福了。因为他在酒吧里曾用那台丢失的iPhone发过一条消息称德国啤酒非常好喝，而这条消息也随着事件的暴光而广为流传，所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向这位可怜人发出邀请，赞助他全程免费前往德国慕尼黑品尝啤酒和感受文化。
而在中国，也是给苹果扛活的富士康公司的九名员工却在半年内相继自杀，相信是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所致，其中有一例也是因为丢失了一台用于合作伙伴测试的原型机。和美国的那个所谓的“可怜人”相比，这些生产苹果的可谓是“悲惨的人”了。没有人解释，没有人知晓，更没有人邀请乘商务仓以及喝德国酒，就这么结束了。
那些天天享用苹果iPhone和iPod的粉丝们，你们可曾意识到你手里的“酷”机背后有多少血和泪吗？我曾经订购的iPod是深圳生产的，应该就是从富士康发货的，我要再买iPhone会很有顾虑的。我的iMac是上海生产的，不知道那家代工厂姓氏名谁，也不知是否也像富士康那样有如此残酷的故事。我的苹果鼠标和键盘也是在中国组装的，但不知具体在哪儿。
苹果曾表示关注此类事件，也发表过相应的调查报告，但似乎无济于事。
都是给苹果扛活，咋差距这么大呢？
而在中国，也是给苹果扛活的富士康公司的九名员工却在半年内相继自杀，相信是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所致，其中有一例也是因为丢失了一台用于合作伙伴测试的原型机。和美国的那个所谓的“可怜人”相比，这些生产苹果的可谓是“悲惨的人”了。没有人解释，没有人知晓，更没有人邀请乘商务仓以及喝德国酒，就这么结束了。
那些天天享用苹果iPhone和iPod的粉丝们，你们可曾意识到你手里的“酷”机背后有多少血和泪吗？我曾经订购的iPod是深圳生产的，应该就是从富士康发货的，我要再买iPhone会很有顾虑的。我的iMac是上海生产的，不知道那家代工厂姓氏名谁，也不知是否也像富士康那样有如此残酷的故事。我的苹果鼠标和键盘也是在中国组装的，但不知具体在哪儿。
苹果曾表示关注此类事件，也发表过相应的调查报告，但似乎无济于事。
都是给苹果扛活，咋差距这么大呢？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
从力拓间谍案看中国信息安全
力拓间谍案近日被炒得沸沸扬扬。因为事关中澳两国在战略基础原材料领域的巨额投资和贸易，所以其事态发展一直广受两国企业界和政界的关注。对此间谍案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我不想多谈，因为这既不是我熟悉的领域，也不是我关心的话题。
我想谈的是：这个案件所反映的中国信息安全现状。
这里所指的“信息安全”，不是指狭义的仅与计算机相关的信息技术问题，而是指广义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的意识问题，也就是大家对信息安全的敏感性问题，属于信息安全中“机密性（Confidentiality）”方面的管理问题。
据中国官方表示，“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被捕的四名力拓员工“为境外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另据报道，这些证据包括在涉案的电脑中“发现了宝钢、首钢、莱钢、新钢、萍钢等中国数十家公司的详细资料，部分资料更详细到了原料库存、生产安排、销售情况等企业机密”。
姑且先不论这些数据属于“国家秘密”还是“商业秘密”，单就我对国内企事业单位的了解，相信这些所谓的秘密资料是完全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得的，直接的、间接的都可以。当然，这不是合法的，但却实际上是可行的。我曾在中国的此类工厂里工作过，原料库存、生产安排和销售情况等数据在基层各部门根本不算什么敏感的秘密。这些资料都是平时摊在办公桌上的东西，相关人员可以随意带着这些资料回家，也可以随意存放在个人的笔记本电脑或优盘上。
我不清楚这些钢厂是否对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过保密教育，也不清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经手的信息有无高度保密的意识。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对此相当怀疑。国内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都做得相当不足，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我可以坦率地举个人的几个例子，包括商业银行、大型企业、政府机关，甚至还有军事科研机构。
先说小例子，看看国内银行是如何对待客户资料的。我用的是中国银行的国际信用卡。某日，我到其市分行换领新的信用卡。领卡前，银行职员指着柜台上的一个本子让我登记以示收到新卡。我看了一下，上面赫然记录着其他用户的姓名、完整卡号、地址和电话。如果有人暗自记下几个，这些资料足够用来发一笔横财。我当然拒绝填写此类资料，并向这名职员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虽然她随后把此登记簿从柜台转移到抽屉中，但谁能保证此后这类信息不会被意外泄露呢？
再说说国内大型企业的商业秘密。我曾经在不同渠道接触过联想、新浪、华为、东软、浪潮、中创等国内知名IT企业的内部资料，涉及人事、市场、产品开发、质量管理等多个方面，内容之丰富和翔实超出我的想象。而且，这些渠道几乎都是来自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些资料不光被用作竞争分析，还几经转手成了许多小公司起步的学习资料。另外，我也有机会受邀审核过部分企业，看到过他们提供的“官方”数据。实话实说，那些“官方”数据远没有我看到的“地下”版本来得真实。这些涉及企业核心秘密的的资料是如何传出来的？我不得而知，但相信是“内鬼”。
政府的例子就不再多举了，可以参考我2006年写的《关于国办密函》一文。需要说明的是，此文仅举例说明了政府部门因缺乏安全意识而“自曝”的秘密，并不包括那些涉嫌贪污腐败和国家安全的案例；而且，有些示例中的网址直到今天依然可以访问。
再举一个科研机构的例子。某科研单位参与了我海军某常规动力潜艇的技术装备升级项目。在2004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具体参与该项目的一位技术专家向我们介绍了在潜艇上应用的新技术并展示了图片。我作为发言人之一事先拿到了所有的PowerPoint文件，包括这位专家的潜艇项目讲稿。我注意到这个讲稿不仅文字内容涉密，所附的装备图片也都是原尺寸的，足可以放大看清芯片型号和线路设计。会后，所有的讲稿被组织会议者好心地上传到某大学的网站上，并邮件告知所有与会者，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我获悉后，立即致电他们要求删除此讲稿。尽管这艘潜艇已于2003年因机械故障失事，尽管会议组织者在第一时间内应要求删掉了涉密讲稿，这都暴露了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相当缺乏国家安全和保密意识。
所以，我想这类泄密问题在中国不只是孤例，只不过大多数是因为还没有被意识到、被发现或造成损失而成为泄密事件。我相信，力拓间谍案也是因为力拓突然中止了与中铝已达成的战略合作交易协议，造成中方巨大损失后才被中国安全部门正式确认调查的。中国安全部门能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行动也说明他们此前应已有所察觉和准备。
我们再来谈一下前面搁置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问题。这两个概念可以有一定重叠，对于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商业秘密应被视为国家秘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具体数据或信息的划分，应该是在“东窗事发”前，而不是事后。因为这不仅决定了事后追究谁的责任，更决定了事前就对机密信息已经有特别的保护（专人、专项）。否则，不仅保密信息不能事先得到有效的保护，事后也无法追究责任人。“国家秘密”有“国家秘密”的保护手段，“商业秘密”也有“商业秘密”的保护方法，两者不是一个级别，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来了，那么此案中的那些钢厂的“原料库存、生产安排、销售情况”等信息算不算“国家秘密”呢？如果算，按规定那可是要定级的：“绝密”、“机密”或者“秘密”；而且，这要明确在相关文件上明确标识出密级，并且通常不应该是电子版。有报道称某保密专家认为力拓事件中的证据的密级“需要由保密局做出鉴定”，这简直是儿戏。如前所述，密级是事先定的，定了密级才能有相应的配套保密措施。哪那有事后鉴定一说。我很怀疑这个所谓专家的来历。
这些证据是否“国家秘密”决定了这个案件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些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应该具备怎样高度的安全意识，应该如何保护这些信息，还决定了他们要为此承担的责任。
总之，对于信息安全而言，技术手段是非常重要的，是解决如何做好的问题；而安全意识是非常必要的，是第一位的，这是解决做还是不做的问题。技术手段可以靠资金投入来解决；意识问题可不是单纯用钱就能解决的，需要切实的培训、指导、执行和监督。
然而，国内的现状却是：技术有了，意识不足，而且是意识严重不足。
我想谈的是：这个案件所反映的中国信息安全现状。
这里所指的“信息安全”，不是指狭义的仅与计算机相关的信息技术问题，而是指广义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的意识问题，也就是大家对信息安全的敏感性问题，属于信息安全中“机密性（Confidentiality）”方面的管理问题。
据中国官方表示，“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被捕的四名力拓员工“为境外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另据报道，这些证据包括在涉案的电脑中“发现了宝钢、首钢、莱钢、新钢、萍钢等中国数十家公司的详细资料，部分资料更详细到了原料库存、生产安排、销售情况等企业机密”。
姑且先不论这些数据属于“国家秘密”还是“商业秘密”，单就我对国内企事业单位的了解，相信这些所谓的秘密资料是完全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得的，直接的、间接的都可以。当然，这不是合法的，但却实际上是可行的。我曾在中国的此类工厂里工作过，原料库存、生产安排和销售情况等数据在基层各部门根本不算什么敏感的秘密。这些资料都是平时摊在办公桌上的东西，相关人员可以随意带着这些资料回家，也可以随意存放在个人的笔记本电脑或优盘上。
我不清楚这些钢厂是否对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过保密教育，也不清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经手的信息有无高度保密的意识。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对此相当怀疑。国内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都做得相当不足，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我可以坦率地举个人的几个例子，包括商业银行、大型企业、政府机关，甚至还有军事科研机构。
先说小例子，看看国内银行是如何对待客户资料的。我用的是中国银行的国际信用卡。某日，我到其市分行换领新的信用卡。领卡前，银行职员指着柜台上的一个本子让我登记以示收到新卡。我看了一下，上面赫然记录着其他用户的姓名、完整卡号、地址和电话。如果有人暗自记下几个，这些资料足够用来发一笔横财。我当然拒绝填写此类资料，并向这名职员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虽然她随后把此登记簿从柜台转移到抽屉中，但谁能保证此后这类信息不会被意外泄露呢？
再说说国内大型企业的商业秘密。我曾经在不同渠道接触过联想、新浪、华为、东软、浪潮、中创等国内知名IT企业的内部资料，涉及人事、市场、产品开发、质量管理等多个方面，内容之丰富和翔实超出我的想象。而且，这些渠道几乎都是来自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些资料不光被用作竞争分析，还几经转手成了许多小公司起步的学习资料。另外，我也有机会受邀审核过部分企业，看到过他们提供的“官方”数据。实话实说，那些“官方”数据远没有我看到的“地下”版本来得真实。这些涉及企业核心秘密的的资料是如何传出来的？我不得而知，但相信是“内鬼”。
政府的例子就不再多举了，可以参考我2006年写的《关于国办密函》一文。需要说明的是，此文仅举例说明了政府部门因缺乏安全意识而“自曝”的秘密，并不包括那些涉嫌贪污腐败和国家安全的案例；而且，有些示例中的网址直到今天依然可以访问。
再举一个科研机构的例子。某科研单位参与了我海军某常规动力潜艇的技术装备升级项目。在2004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具体参与该项目的一位技术专家向我们介绍了在潜艇上应用的新技术并展示了图片。我作为发言人之一事先拿到了所有的PowerPoint文件，包括这位专家的潜艇项目讲稿。我注意到这个讲稿不仅文字内容涉密，所附的装备图片也都是原尺寸的，足可以放大看清芯片型号和线路设计。会后，所有的讲稿被组织会议者好心地上传到某大学的网站上，并邮件告知所有与会者，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我获悉后，立即致电他们要求删除此讲稿。尽管这艘潜艇已于2003年因机械故障失事，尽管会议组织者在第一时间内应要求删掉了涉密讲稿，这都暴露了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相当缺乏国家安全和保密意识。
所以，我想这类泄密问题在中国不只是孤例，只不过大多数是因为还没有被意识到、被发现或造成损失而成为泄密事件。我相信，力拓间谍案也是因为力拓突然中止了与中铝已达成的战略合作交易协议，造成中方巨大损失后才被中国安全部门正式确认调查的。中国安全部门能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行动也说明他们此前应已有所察觉和准备。
我们再来谈一下前面搁置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问题。这两个概念可以有一定重叠，对于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商业秘密应被视为国家秘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具体数据或信息的划分，应该是在“东窗事发”前，而不是事后。因为这不仅决定了事后追究谁的责任，更决定了事前就对机密信息已经有特别的保护（专人、专项）。否则，不仅保密信息不能事先得到有效的保护，事后也无法追究责任人。“国家秘密”有“国家秘密”的保护手段，“商业秘密”也有“商业秘密”的保护方法，两者不是一个级别，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来了，那么此案中的那些钢厂的“原料库存、生产安排、销售情况”等信息算不算“国家秘密”呢？如果算，按规定那可是要定级的：“绝密”、“机密”或者“秘密”；而且，这要明确在相关文件上明确标识出密级，并且通常不应该是电子版。有报道称某保密专家认为力拓事件中的证据的密级“需要由保密局做出鉴定”，这简直是儿戏。如前所述，密级是事先定的，定了密级才能有相应的配套保密措施。哪那有事后鉴定一说。我很怀疑这个所谓专家的来历。
这些证据是否“国家秘密”决定了这个案件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些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应该具备怎样高度的安全意识，应该如何保护这些信息，还决定了他们要为此承担的责任。
总之，对于信息安全而言，技术手段是非常重要的，是解决如何做好的问题；而安全意识是非常必要的，是第一位的，这是解决做还是不做的问题。技术手段可以靠资金投入来解决；意识问题可不是单纯用钱就能解决的，需要切实的培训、指导、执行和监督。
然而，国内的现状却是：技术有了，意识不足，而且是意识严重不足。
2007年9月20日星期四
从陈永正弃微软投NBA说起
今天读Google News时看到这样一篇意想不到的新闻：
陈永正舍弃微软 投奔NBA找寻职业乐趣
http://www.pcpop.com/doc/0/229/229572.shtml
其中提到，“从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再到唐骏，之前的四人微软中国掌门没有人干的超过两年，而陈永正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四年”。有意思的是，前四位我都曾打过交道，就是陈永正未曾谋面。没想到就是这位最成功的微软中国当家人，竟然从IT界跳到了体育界，让人大跌眼镜。
杜家滨来自台湾，自从空降微软中国后就一直在大陆的IT圈闯荡，先后出任微软中国、思科中国的掌门人。1998年夏，杜家滨到济南与山东中创签署合作协议，期间我策划了他和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左迅生的会谈。会谈后我同与他同车返回驻地。在车上闲聊时，我顺便介绍了一下我们公司的近况，他却若有所思地拍着我的手感叹：“难啊……”！ 我当时不解其意，然而他返回北京一周后我就得到消息，他走人了。
吴士宏是1998年打着“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的旗号入主微软的。我第一次见吴士宏是在桂林的微软合作伙伴年会上，她上午演讲，下午劲舞，晚上豪饮。席间，她醉意朦胧地与我碰杯、合影，口中尽言豪放之词。年底，我们又在西雅图见面。在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发言时，她临时客串翻译，口译水平让人佩服。吴士宏是销售出身，对微软技术不甚了解，笔记本用红外传送文件都能让她惊奇不已。吴士宏一年半后《逆风飞扬》去了TCL，编织“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梦想，两年后又淡出。
高群耀则看起来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也似乎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是一位打击盗版的高手。我是在2001年杭州的微软合作伙伴年会上见到高群耀的。在晚宴期间，他似乎不太适应那嘈杂热闹的场面，但依然看起来兴高采烈地与大家跳起了接龙舞，我也跟在转动的人群中，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高群耀的反盗版举措并没有给微软带来多少收益，反倒影响了社会形象和与政府的关系。2003年高群耀回到Autodesk，去年又去了时代华纳，也算是一位淡出IT圈的人物。
唐骏是第一个从微软内部提拔出来掌管微软中国帅印的人，他尽心尽力地经营微软在中国的帝国：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微创软件公司。2001年，唐骏为实施比尔·盖茨的“Architect 2000”计划，赴各地软件园考察。我也因此与他在齐鲁软件园会谈，讨论该计划的可行性和国内软件企业的需求。他那时候的表现很自然，也很专业。2002年在上海浦东，我第一次聆听唐骏的演讲，他用刻意表现的“激情”演绎微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渠道建设投资计划——“春耕计划”。这个投资800万美元的大手笔，让我和我的微软兄弟们再次相会在申城，包吃包住包玩，还有免费的往返机票。我此后数次听唐骏的会议演讲，实在为他苦大仇深般刻意表现出的激情而困惑。你能从中隐隐看到鲍尔默的影子，那是一种拙劣的模仿。鲍尔默是市场天才，用自然流露的激情感染听众。唐骏是技术天才，用痛苦模仿的激情硌硬听众。唐骏也太难为自己了。最终，他还是心力交瘁的放弃了，于2004年去了盛大的游戏帝国。
陈永正执掌微软中国之后，我因工作调整没有再与微软有过多的业务往来。尽管如此，我手里还有一张陈永正签署的微软架构师(Microsoft Architect)的证书。如前所述，这是唐骏一手操办的盖茨计划的产物。
陈永正舍弃微软 投奔NBA找寻职业乐趣
http://www.pcpop.com/doc/0/229/229572.shtml
其中提到，“从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再到唐骏，之前的四人微软中国掌门没有人干的超过两年，而陈永正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四年”。有意思的是，前四位我都曾打过交道，就是陈永正未曾谋面。没想到就是这位最成功的微软中国当家人，竟然从IT界跳到了体育界，让人大跌眼镜。
杜家滨来自台湾，自从空降微软中国后就一直在大陆的IT圈闯荡，先后出任微软中国、思科中国的掌门人。1998年夏，杜家滨到济南与山东中创签署合作协议，期间我策划了他和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左迅生的会谈。会谈后我同与他同车返回驻地。在车上闲聊时，我顺便介绍了一下我们公司的近况，他却若有所思地拍着我的手感叹：“难啊……”！ 我当时不解其意，然而他返回北京一周后我就得到消息，他走人了。
吴士宏是1998年打着“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的旗号入主微软的。我第一次见吴士宏是在桂林的微软合作伙伴年会上，她上午演讲，下午劲舞，晚上豪饮。席间，她醉意朦胧地与我碰杯、合影，口中尽言豪放之词。年底，我们又在西雅图见面。在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发言时，她临时客串翻译，口译水平让人佩服。吴士宏是销售出身，对微软技术不甚了解，笔记本用红外传送文件都能让她惊奇不已。吴士宏一年半后《逆风飞扬》去了TCL，编织“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梦想，两年后又淡出。
高群耀则看起来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也似乎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是一位打击盗版的高手。我是在2001年杭州的微软合作伙伴年会上见到高群耀的。在晚宴期间，他似乎不太适应那嘈杂热闹的场面，但依然看起来兴高采烈地与大家跳起了接龙舞，我也跟在转动的人群中，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高群耀的反盗版举措并没有给微软带来多少收益，反倒影响了社会形象和与政府的关系。2003年高群耀回到Autodesk，去年又去了时代华纳，也算是一位淡出IT圈的人物。
唐骏是第一个从微软内部提拔出来掌管微软中国帅印的人，他尽心尽力地经营微软在中国的帝国：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微创软件公司。2001年，唐骏为实施比尔·盖茨的“Architect 2000”计划，赴各地软件园考察。我也因此与他在齐鲁软件园会谈，讨论该计划的可行性和国内软件企业的需求。他那时候的表现很自然，也很专业。2002年在上海浦东，我第一次聆听唐骏的演讲，他用刻意表现的“激情”演绎微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渠道建设投资计划——“春耕计划”。这个投资800万美元的大手笔，让我和我的微软兄弟们再次相会在申城，包吃包住包玩，还有免费的往返机票。我此后数次听唐骏的会议演讲，实在为他苦大仇深般刻意表现出的激情而困惑。你能从中隐隐看到鲍尔默的影子，那是一种拙劣的模仿。鲍尔默是市场天才，用自然流露的激情感染听众。唐骏是技术天才，用痛苦模仿的激情硌硬听众。唐骏也太难为自己了。最终，他还是心力交瘁的放弃了，于2004年去了盛大的游戏帝国。
陈永正执掌微软中国之后，我因工作调整没有再与微软有过多的业务往来。尽管如此，我手里还有一张陈永正签署的微软架构师(Microsoft Architect)的证书。如前所述，这是唐骏一手操办的盖茨计划的产物。
订阅：
博文 (Atom)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