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特权

特权有各式各样的，可是一个人享用一个国有电视台的专用有线频道及其一班人马可以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只有毛泽东享受过这样的服务。他当年的特权真是无人能比，连封建王朝的皇帝都自愧不如。

虽然在数字时代点播有线电视频道的节目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每个用户都能享用，可是别忘了这些用户享用的是自动服务；而毛享用的是纯人工的，一群专业电视人就在他的墙后面现点现忙活（想像一下当时的场景真是可笑）。

毛的特权当然不仅于此，他享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专用的，和他所打倒的皇帝们并无两样，从遍布各地的行宫到精心打造的餐具和香烟，全都是不计成本，只求君颜。唯一的区别似乎就是女人方面。皇帝的女人是明的，有名分有地位；毛的女人都是暗的，没名分没地位。

让人感到讽刺的，这就是那个被中共伟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就是那个视“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人民的好儿子”。

让人感到可怜的，是当年那些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无比的崇敬，无条件地为这个土皇帝忙碌，而并不知道他们所为之崇拜的“大救星”到底是在“救”中国还是“折腾”中国。

让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揭密这些故事的当年亲历者，从他们的叙述中还能依稀感受到他们似乎至今还沉浸在当年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转贴：《难忘的“特殊使命” 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2006年3月16日）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 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

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